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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中國要提防美國發動"金融戰"和"匯率戰" ...

    原作者: 余思毅 |原發: 時代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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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眼看就要過半了,由于新冠疫情的沖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并無設置具體的GDP目標。但由人均GDP引申的“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是宏觀經濟學界熱議的話題。


    “中國現在正好跳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了1萬至3萬美元的發展階段,后面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假設未來15年翻一番2萬美元,再下一個15年翻半番為3萬美元,到2050年GDP規模可能達到42萬億美元。”6月上旬,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在一個公開演講中提到。


    4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所長張杰在媒體發表評論文章,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國家業態”,以此分析中國地區發展差異大,由“中等收入陷阱”引發的國別間整齊劃一式的模仿、攀比是大忌。他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是個偽命題。


    目前,上半年經濟數據尚未公布,究竟如何看待中國跳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論斷,“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疫情后,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將深刻影響中國經濟走勢,中美關系將會走向何方?


    近日,時代財經專訪了國內對“中等收入陷阱”頗有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文教授。


    王文認為,目前談論人均GDP已經站穩1萬美元的臺階,跳過“中等收入陷阱”是言之尚早,須要對疫情的影響及其長期性抱更為審慎的態度。


    今年兩會上,總理答記者問時提到全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6億人月收入1000元。王文分析,人均GDP是把國家一年內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除以常住人口得出,并不能等同于人均收入,要剔除企業擴大再生產、政府財政等部分,才是居民的收入。


    至于日益復雜的中美關系,王文預判,“貿易戰”恐怕是中美摩擦的“前哨戰”。未來中國要提防美國發動“金融戰”和“匯率戰”。王文指出,美國認為疫情沖擊下中美之間的經濟實力此消彼長,是美國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


    不應局限于“中等收入陷阱”本身


    時代財經:據國際統計慣例,國家的發展在人均GDP由3000美元到1萬美元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9年中國國內GDP約99.1萬億元,人均GDP首次站上1萬美元的新臺階。目前中國上半年經濟成績單尚未公布,人均GDP是否站穩了1萬美元的臺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王文: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沖擊巨大,還不能確定中國是否已站穩了人均1萬美元這個臺階,我們須要有充分的危機感與憂患意識。


    盡管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少數成功遏制疫情傳播并穩步進行經濟復蘇的國家之一,但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下降6.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中國今年能保持1.2%的GDP增速,這是30年來以來最低的增速。


    這是在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情況下爭取到的經濟發展速度,與歐美國家在沒有控制住疫情下催促復工、復產卻依然是負增長相比是難能可貴的。IMF預測,新冠疫情如能在今年下半年有效消退,2021年中國的GDP增速預計為9.2%。國內學者多數也對2021、2022年年中國GDP增長較為樂觀,我也希望如此。


    但對每一個在疫情中受到實質影響的民眾與家庭而言,學者需有更多的社會與人文關懷,必須對疫情的影響及其長期性抱更為審慎的態度。


    時代財經:今年兩會上,總理答記者問時提到全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6億人月收入1000元。隨后,北京師范大學收入研究院的學者也在媒體發文,月收入2000元以下有9.6億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人均GDP的欣欣向榮與人均月收入偏低的社會現實呢?


    王文:人均GDP是把國家一年內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除以常住人口得出,但這不等同于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這一數據反映了財富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大部門分配后的情況。


    企業必須擴大再生產,那就要有更多的投資進行生產;而維持政府部門運轉以及為支持經濟增長的財政支出與投資,是財富在政府部門間分配的部分;剩下部分才是給居民分配的,這才是人均收入計算的范疇。因此人均GDP與人均收入并不能等量齊觀。


    時代財經:14億人口中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這一數字意味著國民收入差距十分大?


    王文:貧富差距是各國長期以來普遍面臨的客觀問題。


    在進一步提高人均月收入水平之前,首先要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問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里面唯一提出來的硬任務就是務必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


    相比較國際的標準,我國貧困線標準在逐年提高。中國貧困標準線是2011年劃定人均純收入2300元每年,2014年提高為2800元,2016年約為3000元。此外還配有“兩不愁、三保障”等指標來確保減貧是脫真貧、真脫貧。


    隨著脫貧攻堅不斷深入,2019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由2013年的8249萬人下降至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2013年的10.2%降至2019年的0.6%。


    時代財經:你曾在2017年《人民日報》理論版上撰文《中國掉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西方的邏輯陷阱》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非常多。你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而言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


    王文:我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收入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人均國民收入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與發展全貌。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標準往往是在與美國、美元的對照中得出的。


    三是歷史陷阱,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局限在二戰后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多數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于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一些彎路。


    四是人口陷阱,后發展的、人口體量較小的國家很難獲得經濟獨立,且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才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這四個邏輯陷阱反映出“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理論的不完整與狹隘。


    而對于中國來說,首先,我認為無論用哪個指標,中國都能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也是今年我們實現小康社會之后,必須要邁過去的一個臺階。


    其次,從全球視野來分析,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意義背后,最需關心的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不管中國是否會在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可持續增長都是一個長期存在于中國發展中的問題。


    第三,若過度關注“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容易忽視了這個陷阱背后代表的真正問題和危險,錯失了以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去探討中國未來發展中面對的困難。


    時代財經:國內經濟學界還有一個說法,要看到1.2-1.3萬美金所謂“高收入之墻”的關鍵關口。因為越過它意味著可以穩定地沖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的發展平臺演進。是否存在這樣的“墻”?如果不能沖破這堵墻,可能重回“中等收入陷阱”?


    王文:“中等收入陷阱”給全球和中國帶來的警示和危險是客觀存在的,然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對照陷阱”一樣,1.2-1.3萬美元的“高收入之墻”的統計方法是站在美國的角度評判世界發展,帶有“美國中心主義”色彩。


    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在2017年已超過1.3萬美元,早已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僅如此,我們的GDP也已經超過美國,而且超出25%。


    因此,我們不應當局限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本身,要更多關注長遠問題對我國的現實影響。


    美國掉進“修昔底德陷阱”


    時代財經:關于疫情后全球經濟恢復,黃奇帆還提到,“中國發展的潛力、空間很大,我們自身的內循環就可以把中國經濟正常的拉動百分之幾的增長,而且還可以拉動周邊國家、國際社會,包括歐美給它們一個空間,讓他們出口到中國來,也是幫別人一起發展。”中國自身發展就可以拉動增長以及帶動周邊國家發展的底氣來自哪里?是因為人口以及產業發展帶來的規模效益嗎?


    王文:誠然,中國的龐大人口帶來巨大消費需求,產業規模效益也是全球矚目的。


    經濟增長的主力是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出口在外部疫情惡化的沖擊下受影響是最大的,但四五月份出口分別實現8.2%和1.4%的增長。


    從消費來看,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國。中國的消費升級潛力和巨大的消費市場是客觀存在的,在復工、復產、復業、復商后,各地政府發放數十億元的消費券鼓勵消費,為了讓所有市場主體充分發揮活力,還推出鼓勵“地攤經濟”等各種措施。


    投資方面,不僅鼓勵老基建,還增加新基建的投資建設,今年全國各地基建規劃就有一萬億美元。綜合來看,疫情之后中國即使在出口方面會受到沖擊,但是在消費和投資上仍會保持樂觀的增長。


    中國的經濟復蘇和穩步發展同時對包括亞洲在內的全球經濟發揮著“穩定器”的重要作用。我國連續十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超過30%,即使在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


    東盟、日韓等東亞東南亞國家是產業鏈一體化的國家,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帶動這些國家的產業恢復增長,中國與東盟國家致力于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落實,加快全球最大自貿區的實現和關稅消減,促進區域經濟貿易快速增長。


    在這些地區疫情有效控制下,中國經濟率先復蘇具有帶動性的作用,對中國周邊地區具有很重要的正面溢出效應,而且可以加強同東盟、非盟和歐盟的經濟貿易往來,促進和帶動周邊及世界經濟增長。


    時代財經: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疫情后國際關系格局醞釀大變化,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哪些發展阻力?


    王文:中美摩擦給中國帶來的變數和阻力,以及對經濟的沖擊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一是貿易摩擦,通過提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限制我國出口。


    二是科技阻力,今年美國又把中國33家單位納入其實體名單,對華為限制芯片出口等,限制我國科技發展和企業經營,但這實際上是個雙刃劍。


    三是金融摩擦,美國不僅在中概股上面開始限制中國企業,而且干預中國香港問題,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可能從金融和匯率方面采取限制措施,影響我國金融發展與經營。


    四是人文交流阻隔,現在因為疫情以及美方的限制,航班每周才有兩班,而且對中國留學生、學者還要限制,這會抑制影響中美兩國正常經濟往來和學術交流。


    時代財經:經濟領域的摩擦涉及貿易、科技、金融等,那么政治上中美關系會走向何方?需警惕什么?


    王文:“貿易戰”恐怕是中美摩擦的“前哨戰”,美國針對華為的制裁已經暗中拉開了與中國圍繞5G等高科技技術的“科技戰”。美國不久前宣布的“實體清單”,同時又限制讀研名額,可能會經歷又美國挑起的“人文戰”。未來中國要提防美國發動“金融戰”和“匯率戰”。而美國政客呼吁的中美脫鉤更多是為了大選所做的政治宣傳。


    近年受到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等影響,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此次新冠疫情本來應該成為中美兩國提供一個合作抗疫的重要機會,但是美國政客為了大選和自身利益選擇了各種甩鍋給中國,不僅在疫情上而且在其經濟增長上全都奉行“中國背鍋論”,嚴重破壞兩國外交。


    事實上,早在2017年就已經開始,美國逐漸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美國難以接受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2017年,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于今年兩會期間5月20日發布的《美國對華戰略方針》中對中國指手畫腳,充滿了冷戰思維和霸權心態。


    美國認為疫情沖擊下,中美之間的經濟實力此消彼長。這是美國掉進“修昔底德陷阱”(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根本原因。


    時代財經:當下國內經濟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面對如此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王文:當下中國發展存在著諸多挑戰,主要是源于國家發展自身的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


    面對美國的打壓,中國經濟表現出強大的韌勁。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并沒有顛覆性地減少中國貿易總量與中國對美順差,反而倒逼中國的金融開放進程;他打壓中國留學生與華裔科學家,逼迫不少人才回流中國;他拿一國之力蠻橫無理地壓制華為公司,卻給華為起到宣傳作用;他驅趕中概股與中國海外投資,結果是打消了不少中國富人往美國轉移資產的念頭;他宣稱制裁香港,將誡訓部分港人放棄對美國的幻想。


    從幾年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國防戰略,再到《美國對華戰略方針》,看上去美國對中國虎視眈眈,實際上是美國對中國崛起黔驢技窮:既遏制不了中國崛起,也不能借中美博弈提升美國國家利益。所以,在中美關系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我國要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發展好國內的經濟科技是關鍵。


    未來經濟發展的阻力有可能會出現在為應對疫情空前沖擊而暫停繼續深化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道路上。要在實現“六保”,確保“六穩”的基礎上,來盡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深刻思考此次疫情暴露的問題比如公共衛生方面的短板,不斷推進深化改革。


    (編輯: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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